曾有委托人对我说，缴纳了律师费却看不到效果，有些不能理解律师的工作。我跟她说，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效果？如果是无罪案件，无论是事实无罪还是证据无罪，律师辩护的效果可能是不批捕、不起诉、撤回起诉或无罪判决。如果是有罪的案件，律师辩护的效果就是争取轻罪判决，包括缓刑、明显轻判、二审改判。有些证据不足的案件，法院可能不会做出无罪判决，而是“中国式无罪判决”，例如“关多久判多久”、“明显低于法定刑”。你要求律师辩护产生效果，往往是律师整个案件结束才有效果。律师刑事辩护，不可能像政府办事那样“时间过半工作过半”。
一些人被“莆田系律师”蒙骗，认为拍着胸脯保证案件结果的是“好律师”，认为律师应该以争取“取保候审”为目标。他们许多人却不愿意知道，律师不是“算命先生”，即使能判断案件走向也不能预知案件结果——毕竟法院不是律师开的。他们许多人也不愿意知道，“取保候审”只是变更强制措施，案件并没有结束，只是存在缓刑判决的较大可能。而且，犯罪嫌疑人需要满足“取保候审”的法定情形，律师不可能臆造出明显不存在的事由。
刑事辩护，律师的目的在于“让无辜者免受冤屈，让有罪者罚当其罪”。律师并不能“让有罪者免于刑狱”，除非侦查机关取证存在严重错误导致法院无法做出有罪判决。曾经有一个“撕票”的案件找到我，我明确拒绝——这些没有任何辩护空间的案件，而且律师有权拒绝这些让自己不开心案件的代理。我每年都有当事人被无罪释放的案件，但我并不能保证某个案件当事人一定会被无罪释放。律师只能就侦查机关的证据来源与证据逻辑来提出异见，而不能“无中生有”或“指鹿为马”。
有人见我办理过惠东人民法院的台湾人张某30万元职务侵占案无罪释放，见我办理过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某2435.5万元网络诈骗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，见我办理过制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王某523.4公斤毒品二审改判死缓，认为律师“一定有办法”。其实这也是对律师的误解。律师只能从证据出发，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“乱说话”。对于故意犯罪，侦查机关需要证明犯罪嫌疑人“明知”，如果犯罪嫌疑人“乱说话”很容易被冤枉。桂林樊某运输150冰毒案之所以最终不起诉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自始至终否认自己知道车上有毒品，而且没有检查出该冰毒外包装有他的指纹。
客观事实只有当事人知道，无论是律师还是侦查人员、检察官、法官都只知道法律事实。一旦当事人表述错误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，且与其他证据意外保持一致，只能成为证据上的“罪人”。这也说明刑事案件“律师介入越早越好”，特别是在保留着“侦查为中心”传统办案风格的地区。
律师刑事辩护，他的效果就是让家属知道案件发展状况，让当事人知道案件走向，让当事人及其家属“明白”法律关系。同时，律师会尽职尽责辩护，帮助当事人无罪的免受冤屈，有罪的争取轻判。即使是那些没有任何辩护空间的当事人，也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尊重，除非律师因为个人原因不愿意代理。
全国律师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与北京、上海，广东绝大部分律师集中在广州、深圳与佛山。前者是全国最发达的3个地区，后者是广东最发达的3个地区。这也说明律师服务市场的需求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正相关关系。从“找领导”、“找关系”到“找律师”、“找法律”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也是从封闭的“熟人社会”向开放的“陌生人社会”进步的需要。
律师尽职尽责辩护，这就是家属请律师最好的效果。
